作者：楊腓力／譯者：沈眉綺
據法國社會學家Jacquen Elleel的觀察，一個近代全球的趨勢，那就是在基督教福音影響漸漸深入社會後，反而產生了與福音相悖的價值觀。
我去海外旅行的時候，不時會測驗一下他的理論。我會問問別人對於美國—這個世界上以基督教為主的社會中最大的國家—有什麼想法：「一提起美國這個字眼，首先浮現你腦海的是什麼？」
結果答案都不離下列三者：
財富：佔世界人口僅百分之六的美國，其經濟生產力為世界的三分之一，主導全球財政。
軍力：正如媒體不斷嚷嚷的，我們是「世界上唯一的超大強國」。沒錯，目前美國軍備預算超過了排名於後的二十三個國家的總和。
頹廢：海外一般人心目中對美國的印象，大多來自好萊塢影片。在他們看來，好像除了色情與犯罪，餘者無它。
同樣具有基督教淵源的歐洲也相仿，顯出與耶穌教訓和榜樣大相逕庭的各種社會現象。
耶穌的一生原來是以貧窮、犧牲和純潔為記的；難怪其他宗教（比如回教）的信徒，會對這個大有能力卻產生在社會上與其理念相反影響的信仰，感到大惑不解。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變化呢？
我從華府救主教會（Church of the Savior in Washington, D.C.）創會牧師考斯比（Gordon Cosby）的文章裡看出了一點線索。
他說，較有活力的教會團體起初都是由一股強烈的獻身感開始，表現出來的就是一個有紀律的生活。凡是以獻身精神和紀律生活組織起來的群體，多數會生產富裕，但最終這種成功卻破壞了紀律，引向頹廢。
考斯比牧師稱這種現象為「修院循環」，而且言之成理。由理想主義者領導出來的運動，譬如方濟會和本篤會，都是這個現象的例子。第六世紀時，早期的本篤會修士辛勤地開闢山林、開墾土地、修渠道、儲五穀、畜牛羊。
六個世紀之後，據歷史學家Paul Johnson說，「本篤會修院幾乎完全不是靈修的機構，已經變成專為上流社會人士安置肥缺的學院了。」
修道院長們個人的薪俸就是全會收入的半數，藉以維持其奢華的生活方式，成為人人垢病「無用的上流社會寄生蟲」。
後來的道明會、耶穌會和方濟會不幸都重複這個循環：從開始強烈的獻身和紀律，帶來享受豐盛的日子，然後就傾向放縱而去，江河日下，直到再有改革者出現，恢復原來創會者的理想。
新教的改革者也面對過同樣的挑戰，約翰衛斯理曾向日漸興盛的衛理公會發出警告：「按常理來看，我不認為任何宗教復興有長久下去的可能，因為在宗教裡必然帶來勤奮和簡樸，而這兩者不會不產生財富；財富日漸加增，驕傲、忿怒和各式各樣愛世界的心也必然加增。」
舊約聖經裡也讓我們看見，整個國家都免不了同樣的現象。
在古以色列人看起來正當蓬勃發展之時，希伯來的先知所發的警鐘最響亮。
每當經濟發達、四境平安時，以色列人就越發忽略屬靈的事，轉而倚靠軍力、與鄰邦結盟以求保障。用先知的話說，他們離棄了神。
也許我們應該稱這種現象為「人性循環」，而不只是「修院循環」。因為這種現象不單出現在修會、國家，更適用於個人。從亞當、夏娃在樂園的短暫停留開始，人類就顯出無法面對富足的缺點，我們轉向神是因為有缺乏；平順時就遺忘神。
去到第三世界國家短宣回來的人，常有遇見信徒火熱、令人振奮的報告。那在貧困和壓迫之下熱切的信心，和我們富饒之地的自足自滿和自我中心，成為鮮明的對比。
我看到許多國家裡的這種情形後，終於比較明白為何耶穌警戒人防備財富，稱貧苦受迫的人為「有福」的，因為在全然絕望中，困乏者會轉向神。
我真為自己的社會擔心，它一切都仰仗其中的財富和權力，所有空間都塞滿各式的娛樂手法。
在這樣的一個富裕社會裡，我們能不能找到一條突破「修院循環」的路？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就是未來去從的關鍵。
（本文譯自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004）
據法國社會學家Jacquen Elleel的觀察，一個近代全球的趨勢，那就是在基督教福音影響漸漸深入社會後，反而產生了與福音相悖的價值觀。
我去海外旅行的時候，不時會測驗一下他的理論。我會問問別人對於美國—這個世界上以基督教為主的社會中最大的國家—有什麼想法：「一提起美國這個字眼，首先浮現你腦海的是什麼？」
結果答案都不離下列三者：
財富：佔世界人口僅百分之六的美國，其經濟生產力為世界的三分之一，主導全球財政。
軍力：正如媒體不斷嚷嚷的，我們是「世界上唯一的超大強國」。沒錯，目前美國軍備預算超過了排名於後的二十三個國家的總和。
頹廢：海外一般人心目中對美國的印象，大多來自好萊塢影片。在他們看來，好像除了色情與犯罪，餘者無它。
同樣具有基督教淵源的歐洲也相仿，顯出與耶穌教訓和榜樣大相逕庭的各種社會現象。
耶穌的一生原來是以貧窮、犧牲和純潔為記的；難怪其他宗教（比如回教）的信徒，會對這個大有能力卻產生在社會上與其理念相反影響的信仰，感到大惑不解。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變化呢？
我從華府救主教會（Church of the Savior in Washington, D.C.）創會牧師考斯比（Gordon Cosby）的文章裡看出了一點線索。
他說，較有活力的教會團體起初都是由一股強烈的獻身感開始，表現出來的就是一個有紀律的生活。凡是以獻身精神和紀律生活組織起來的群體，多數會生產富裕，但最終這種成功卻破壞了紀律，引向頹廢。
考斯比牧師稱這種現象為「修院循環」，而且言之成理。由理想主義者領導出來的運動，譬如方濟會和本篤會，都是這個現象的例子。第六世紀時，早期的本篤會修士辛勤地開闢山林、開墾土地、修渠道、儲五穀、畜牛羊。
六個世紀之後，據歷史學家Paul Johnson說，「本篤會修院幾乎完全不是靈修的機構，已經變成專為上流社會人士安置肥缺的學院了。」
修道院長們個人的薪俸就是全會收入的半數，藉以維持其奢華的生活方式，成為人人垢病「無用的上流社會寄生蟲」。
後來的道明會、耶穌會和方濟會不幸都重複這個循環：從開始強烈的獻身和紀律，帶來享受豐盛的日子，然後就傾向放縱而去，江河日下，直到再有改革者出現，恢復原來創會者的理想。
新教的改革者也面對過同樣的挑戰，約翰衛斯理曾向日漸興盛的衛理公會發出警告：「按常理來看，我不認為任何宗教復興有長久下去的可能，因為在宗教裡必然帶來勤奮和簡樸，而這兩者不會不產生財富；財富日漸加增，驕傲、忿怒和各式各樣愛世界的心也必然加增。」
舊約聖經裡也讓我們看見，整個國家都免不了同樣的現象。
在古以色列人看起來正當蓬勃發展之時，希伯來的先知所發的警鐘最響亮。
每當經濟發達、四境平安時，以色列人就越發忽略屬靈的事，轉而倚靠軍力、與鄰邦結盟以求保障。用先知的話說，他們離棄了神。
也許我們應該稱這種現象為「人性循環」，而不只是「修院循環」。因為這種現象不單出現在修會、國家，更適用於個人。從亞當、夏娃在樂園的短暫停留開始，人類就顯出無法面對富足的缺點，我們轉向神是因為有缺乏；平順時就遺忘神。
去到第三世界國家短宣回來的人，常有遇見信徒火熱、令人振奮的報告。那在貧困和壓迫之下熱切的信心，和我們富饒之地的自足自滿和自我中心，成為鮮明的對比。
我看到許多國家裡的這種情形後，終於比較明白為何耶穌警戒人防備財富，稱貧苦受迫的人為「有福」的，因為在全然絕望中，困乏者會轉向神。
我真為自己的社會擔心，它一切都仰仗其中的財富和權力，所有空間都塞滿各式的娛樂手法。
在這樣的一個富裕社會裡，我們能不能找到一條突破「修院循環」的路？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就是未來去從的關鍵。
（本文譯自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004）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日本大好き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