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年6月19日－1892年1月31日），
19世紀英國著名牧師。
「清教徒的承繼人」（Heir Of the Puritans）
1834年6月19日，司布真出生於英國艾賽克斯郡的凱維敦（Kelvedon Essex）。
他的祖先是荷蘭清教徒(Puritan)，1568年避難來到英國。
祖父是英國獨立教會(Nonconformist）的牧師，司布真7歲以前與祖父同住，並喜歡上了
本仁約翰（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據說，他一生讀了《天路歷程》一百遍。
年輕的鄉村牧師
1850年1月6日，一個大雪紛飛的主日早晨，不滿16歲的司布真皈依基督教。
第二天就開始逐家逐戶分發宣教單張，在兒童的教會聚會中作教員，並在晝夜讀聖經。
同年5月3日早晨受浸正式歸入基督。
16歲的時候，他受聘為鄉村的牧師，在離劍橋(Cambridge)五里的
水灘(Waterbeach)傳教約二年半之久。
司布真沒有上過大學，但他讀書極其勤奮，特別有講道能力，所以他從鄉下一到倫敦就吸引了不少聽眾。
轟動倫敦38年
1853年12月，19歲的司布真被請去倫敦的新公園街教會（New Park Street Baptist Chapel）講道。這是一間可容納1200人的禮拜堂，每次聚會卻只有200人。不到一年，禮拜堂已人滿為患。
1855年，教堂擴建，臨時租用艾克特堂（Exeter Hall，可容2500到3000人）。
照樣爆滿，聚會前一小時街上已經人山人海，交通阻塞。
據說到會的人十分之九是男人，因為女人受不了這種擁擠。
報紙評論說：自從衛斯理與懷特腓的日子以來，這種宗教上的狂熱是向所未聞的。
新會所落成後，又感覺不敷應用，必須另建大會所。於是再次擴建，再租用可容一萬至一萬二千人的舍里園音樂廳（Surrey Gardens Music Hall）三年。首次應用，即告滿座，另有萬餘人無法入內。三年中（1856－1859），每週主日有數萬人來聽司布真講道。
1859年，美國大復興擴展到英國，24歲的司布真使倫敦新公園街教會成為復興的中心。
他在倫敦講道38年，使教會增加15000人。在他講道時，常是人山人海，經常可以聽到馬夫喊道：「要去聽司布真講道嗎？請坐我的車子。」聽道者中，既有維多利亞女王、格蘭斯頓首相，也有妓女、小偷，同樣受歡迎。所以司布真被稱為「近代的以利亞」。
1861年三月間，都城會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落成，連續31年，主日早晚均有五千人在內聚集。1867年首都會幕修理之時，租用農業大廈（Agricultural Hall），到會人數竟達二萬人。
1892年1月31日離世，59歲。
司布真
十九歲的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
到了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坐在基勒博士（Dr. John Gill）的椅子上。
那鄉下的少年，以為連給偉大的基勒博士擦鞋都是光榮，現在竟然穿基勒的鞋！
當然，那時的查理司布真還不知道，他將來的成就
要遠超越基勒，全英國以至全世界都要感覺得到。
查理．司布真，英國十九世紀真理的聲音，於1834年六月十九日，生在開福頓（Kelvedon）。
他的父親約翰司布真（John Spurgeon），是公理會的牧師，有十七個孩子，查理是長子。
在他幼年的時候，父親搬家到考徹斯特 （Colchester），並照顧附近市鎮的一個教會。
查理大部分時間跟著祖父，同住在古老的司坦本鎮（Stambourne, Essex）。
他從小受福音派信仰的熏陶，內心深深感覺自己有罪，不能榮耀主的名。
約翰司布真忙碌於教會事工，時常在外，少有時間照顧孩子們。
但母親非常敬虔，經常教導孩子們聖經，逐一為他們提名禱告。
查理所受正式教育不多。
因為他是長子，父親收入有限，他覺得有責任幫助家庭，至少不該增加父親的負擔；
因為那時進牛津和劍橋大學，費用非常昂貴，而且必須是國立教會的信徒
，他父親屬於非國教的獨立教會，子弟根本就沒有讀大學的希望。
所以他在一所小的學校，作個助理教員。
不過，他自己勤於讀書，自修法文，拉丁文，後來也讀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並精於數學。後來，接受朋友的建議，他自己設私立學校，招收學生。
有個冬天，他在考徹斯特家中。照他的習慣，每個主日都要去教會聚會。
但那天風雪實在太大，中途不能繼續前行，就改去附近的原始循道派教會。
本來就小的教會，那天人數更少，大約只寥寥十幾個人。
牧師也可能因為天氣惡劣沒有來，由一個瘦瘦的人代替講道。
那人似乎只是一名普通信徒，他的經文：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以賽亞書45章22節)
那講道者的語音拙劣。他說：我的朋友們，這實在是一段簡單的經文。
你只要仰望，用不著費多少力量，不需要動手勞腳，只要仰望。
用不著大學教育，誰都能夠仰望。你可能是個大笨蛋，你也能仰望。
一個孩子也能仰望。…耶穌基督說：仰望我。
講道者似乎再無話可講。出人意外，忽然轉向司布真，指著他說：年輕人，我看出你非常痛苦；你如果不順從我的經文，你將一直痛苦，活著痛苦，死也痛苦。如果你現在順從，就必得救。
年輕人，仰望耶穌基督。你不需要作什麼，只要仰望而得生。
那講道實在粗淺，但帶著神救恩的大能。司布真後來寫著說：
我仰望，陰雲立時消散，看見了陽光。
我能夠站起來，同著最熱誠的會眾歌唱基督的寶血，只用單純的信心仰望祂。
當天晚上，司布真興奮的告訴他父親，那天的經歷，如何得到救恩。
父子談到深夜。查理為要明白真理，時常讀聖經。
他日漸清楚堅信，人類的希望，在於聖經所見證的神。
人類憑自己的努力不能自救，只在於神在基督裡為世人成就的救恩。
因此，他知道清潔的行為，是發自重生的新心。他立即向人見證悔改重生的好消息，說明在基督裡的滿足和喜樂。他也接受神的呼召，傳揚十字架的福音。
查理司布真的事奉，由教導主日學開始。
不久，一位年長的信徒，臨時安排那年輕人，在劍橋附近的一個鄉村小教會，作第一次講道。
那實在是個考驗。查理選定的講題經文：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彼得前書2章7節）
他那時還不滿十六歲。
參加聚會的人數不多，不過進行得很順利，司布真並沒有緊張，也未曾中途詞窮。
有位婦女感覺很希奇，在將要結束的時候，突然問道：你多大年紀？
司布真這位小佈道家嚴肅的回答：你必須等聚會結束後才能發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唱詩。
在劍橋一帶，查理成為頗受歡迎的講員。他願意不倦的工作，不倦的學習，不倦的從工作中學習。他走遍鄰近的鄉村，進到村舍裡，問是否可以借用他們的客廳，作聚會之用。多數是得到許可。
於是司布真就在那裡講道教導。如果遭受拒絕，他也不在乎在樹蔭下聚集會眾講道。
許多人聽到他的信息：不止是出於好奇而聽孩童佈道家，是生命得到真實的改變，重生得救了。
1852年，未滿十八歲的少年查理，正式受任為劍橋附近華特灘（Waterbeach）教會的牧師。
聽到他的人見證說：他的講道非常出色，像是有一百歲經歷的成熟基督徒。
他的會眾有時達到過四百五十人。他們熱愛那位年輕牧師。
他的名聲傳揚開來。這對初出茅廬的人，的確是一個試探。
就在那時候，他聽到了有個聲音警告說：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1853年十一月，他照常領華特灘的聚會。在打開詩歌本的時候，發現有一封從倫敦給他的來信。打開來看，是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的正式公函：邀請查理司布真，這鄉下孩子，到那著名的大教會去講道。司布真回信自我介紹說：他雖然已經有兩年牧會經驗，不過，他只有十九歲多；如果他們認為沒有不合，等十二月十一日，他才可以去，現在無法分身。回信來了，接受他於那天去。
司布真於前一天到達倫敦。那是個陰寒的日子。教會的執事為他安排住在青年宿舍。他一夜不得安眠。
1853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主日，司布真向人問路，孤單地穿巷過路，徒步走向那歷史性的教堂。
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是非國教教會中有數的幾個大教堂之一。
外觀巍峨宏大，進到裡面更覺得宏偉；偌大的建築物，只有幾十個人。
新公園街的盛況和光榮，已經過去了。
司布真那天的經文是：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雅各書1 章17節）
年輕的講員說：沒有祂，大地是一個黯淡的窟窿；有了祂，就是亮光和喜樂；在這走廊的盡頭，要進入更光明無比的蒙福境界。
聚會結束的時候，會眾感到驚奇：這少年與所有外來的講員不同；他的聲音有吸引力，清晰且帶著超凡的能力；他遠比實際年齡更成熟，難說他的智慧或外觀哪個是實際年齡；
而且他對聖經是那樣精練熟悉。
晚間的聚會，每個參加早聚會的人都回來了，並且帶別人來。
那次的經文是：他們是沒有瑕疵的，在神寶座前。(啟示錄7章9-17)
講員不管下次會不會再受邀，儘量的傳揚基督和祂被釘十字架，指責罪惡，警戒人、勉勵人。
教會的會眾，在散會後立即開會，決定請他明年一月來兩個主日。然後，要他答應半年的續約。
但司布真只應允去三個月，雙方可以不受約束，隨主引導，自由決定是否續約。
新公園街的環境改變了。在主日，街道上非常擁擠，車水馬龍。教會的會眾繼續增加，座為之滿。禱告聚會恢復了。許多人來自各階層，申請加入會籍。艦隊街的報社，派記者來，報導聚會的情形。教會決定立即永久聘請他。
但司布真要等到滿二十歲，才正式就任。教會可以等。好在那日子就將到了。從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和衛斯理（John Wesley）以後，倫敦和英國的教會，就沒見到這樣的活力。
新公園街的教堂實在太小了。教會的執事們，考慮擴建。為了應付需要，租愛克塞特大廳（Exeter Hall），作為臨時主日聚會的場所。那也不能容納各地湧來的會眾。唯一可用的場所是皇家音樂廳（The Music Hall in Royal Surrey Gardens），位於倫敦蘇瑞園，能夠坐一萬人以上。
新聞報導，查理司布真將於十月十七日在音樂廳講道。在前幾天，教會的俄尼（William Olney）執事，陪同司布真去察看那場地，他們都擔心實在過大。但到了那天，有一萬二千人坐滿會場，外面還有成千人不得其門而入，講員要從側門進入。
聚會開始，讀經，唱詩後接著禱告。就在那時，忽然有人大喊：失火！另一邊有人喊著：樓廊塌了！
一時秩序大亂，人潮爭相湧向門外，以至互相踐踏，結果七人喪生，二十八人受傷入醫院。
司布真盡力維持秩序，但聲音被混亂所淹沒。聚會不得不結束，有的人安靜離去。
教會儘量籌款幫助受傷的人，安慰死者家屬。
司布真受這事件刺激，神經瀕於崩潰，在一個朋友的家中，有好幾天是伏卧，瀕臨死亡，然後慢慢恢復。他決心回到蘇瑞園音樂廳。對於講道者這是嚴峻的考驗：一切都恢復如常，每個主日滿座，場地還嫌太小。
沒有人表示幸災樂禍；不幸，對這樣的效果，基督教中有些人士加以批評，把司布真講得一無足取。司布真的講章集出版後，印銷比其他所有的教職人員合起來還多，這就更火上加油。有人說他的神學立場錯誤；有的說他欠缺教育；有的挑剔他在非“聖堂”聚會，雖然他們不肯供應他所需要的場地。一般普通報刊反倒好得多，他們態度公正，說他真誠而有恩賜。一年後，浸禮會協會的機關報，仿佛忽然醒來，稱司布真見解獨到，並有神聖的能力，對教會前途有益。
司布真到了成人的年齡，但他還沒有按教會的規矩，正式按立。當然，司布真自己不會去尋求名銜；是教會向他提出這意見。他回答說：如果教會堅持，他可以接受按立，也不反對別人受按立；但那不是他個人的意願，也不認為有必要。他講了一篇道：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他以為有神的按立和聖靈印證，是最重要的，也是充分的。這樣，按立問題就止息了。但其他的教牧同工，和他的學生中，有“按立”的牧師。
1856年一月，查理．司布真與蘇散娜（Susannah Thompson）結婚。婚後夫婦同心，生活簡樸，他們每為自己用一鎊，最少有五鎊用在別人和聖工上面。司布真夫人一生健康欠佳；但她克服軟弱，節省的錢，購買成千冊的書籍，送給經濟條件不好的傳道人。她自己養牛，所產的牛奶，家人用不完，賣出的錢，用來在冬天施粥和麵包，給貧窮需要的人。
有個喜勒雅夫人（Mrs. Hillyard），自己並不是鉅富，但關心無依的孤兒，捐助錢財，供應他們的需要，成為司陶邑孤兒院（Stockwell Orphanage），收容成千的可憐的孩子們。
後來司布真的雙生兒子多馬和查理（Thomas & Charles）先後任過院長。
司布真有時也在倫敦以外講道。1857年夏，回到劍橋。那裡附近的人，在一個村中為他搭建綵門，有三千多人在戶外聚集，是那僻靜的地方從未有的盛事。
同年十月七日，各界在水晶宮（Crystal Palace）舉行大會，為了印度的暴動謙卑禱告。那聚會人數有二萬五千人。
司布真在會前一天，同一個朋友去試那建築的音響。他喊：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個工人聽到了，以後向人見證說，因那經文而得救了。
在那會中，司布真為殉難者遺下的孤兒寡婦募款。
在1856年六月，新公園街浸禮會有教會最歡迎的問題：聚會場地太小，愛斯客特廳也擁擠不堪，每天有許多人向隅，事工明顯受限制。司布真告訴教會，如果他們不設法解決，他就被迫另換事奉的地方。這是教會所不敢想像的事。
教會決定必須另覓適合的地址，建立新堂。地點要安靜，而交通方便。結果，找到了近郊的紐文屯（Newington），靠近馬車站。要建立可容五千人以上的教堂，當時的造價，估計要三萬一千英鎊。這在當時是個極鉅大的數目。
有人說：在那麼偏遠的地方，造這樣大的教堂，如何能夠坐得滿人？而且還要每主日坐得滿？
又有人說：那教會永遠不能籌得足夠的款項，簡直是自掘墳墓！
那個鄉下孩子，來到倫敦，還只兩年。他記得那聲音：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
不要圖謀！他是為了主的事工和榮耀。
開工後，司布真宣布，要付清每一分錢，才啟用新堂。有朋友來看他，約他出去坐車兜一會兒。那人問司布真，建造的費用還缺多少。回答：還差兩萬英鎊。那朋友說：
我要免你焦急，這裡有兩萬英鎊的支票，可以拿去存在銀行裡，有需要隨時隨意多少都可以用。
然而到了建造完成的時候，司布真只接受了他五十英鎊的奉獻。
大都會會幕（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於l861年三月竣工。可以坐五千五百人，加座位容納六千人也不擁擠。在奉獻啟用前一個禮拜，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二千人的禱告會。
新堂啟用的那天，會眾聚集到滿溢，超過最大容量一千人以上。會眾從倫敦，從各地方湧來，要領受神藉祂僕人傳出的話，如同渴慕甘霖。從開始，一直到司布真離世的日子。
1860年，教會勸請司布真作短暫的休假。他去到瑞士。
不論到哪裡，都有人請司布真講道。司布真不能不講道。他最歡喜的，是到日內瓦。
他受邀在加爾文（John Calvin）的講壇講道；
他本來不喜穿宗教外衣，也歡然破例穿上加爾文的禮服。
宗教改革史學家奧賓（Derle d'Aubigne），請他住在家裡，那是加爾文曾住過的屋子。
這位年輕的加爾文主義者，正在加爾文寫基督教要義（Christiane Religionis Institutio）的年齡，
雖然不是迷信，卻感覺甚為榮幸。司布真充分接受加爾文的信仰，包括相信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神在信徒身上和社會每一部分的主權。
當大都會會幕堂還未建成的時候，週間的聚會仍然在新公園街。有從南卡洛來納州逃出的黑奴 John Andrew Jackson，在聚會中述說如何受虐待和脫逃的經過。司布真說：奴役制度是國家最醜惡的玷污，必須用血來洗除。…他們說，那是特殊的制度，正像魔鬼是特殊的天使，地獄是特殊火熱的地方。就我來說，我認為那是悲慘的可厭的罪惡，絕不跟任何涉及這罪的人相交。
那時，美國的南北內戰還未開始，司布真就預言美國奴役制度的罪惡：必須用血來洗除，
仿佛反奴役的先知殉道者布朗（John Brown,1800-1859）的聲音。
也許，那是美國反奴役者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迴響。
林肯總統也說過類似的話，是在幾年以後。
司布真又說：我從心靈的最深處恨惡奴役，不論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容納任何宗派的人，在主的桌子同領聖餐，但絕不與蓄奴的人有任何來往。不過，堅守立場總是要付代價的。美國南方的教會，激烈反對司布真，不再銷售他的書，甚至有人焚燒他的著作。
同加爾文一樣，他注重教育。司布真所帶領悔改信主的人中，有些人熱心傳道，只是缺乏知識；其中有從事一般行業的人，明顯有恩賜，也蒙呼召，來向他個別學習，經過短時期，居然頗有進步，引成千的人受浸皈主。不過，如果要這些人去進大學，就難以通過入學資格考試。
經過同兩位牧師商議禱告，1865年，“牧職學院”產生了。
學院建造在都會會幕堂後面的地上。起初，學生不多，經費的主要支持者只有兩人，加上司布真夫婦。不久以後，全英國浸禮會九所學院總共二百六十四名學生，牧職學院約佔三分之一。學院校友的事奉，大有效果。在十年後，他們共給20,677人施浸；他們的教會增加了30,677人。學院畢業的學生，成為許多個司布真，對以後的世代影響深遠。
司布真自己同學生們保持密切聯系，同他們個別談話，一同禱告，有時約在家中用餐。
司布真也是著述豐富的作家。從早年開始，他每週講道，整理出版，成為講道集，前後達六十二年之久；最後的講章是於1917年五月十日出版（第3563號），在司布真離世二十五年之後，真是“雖然死了，因信仍然說話”。他還有許多別的著作，流行在英語世界，並經譯成多種外國文字。
文字聖工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賞，而在於傳播；
傳播的功能，是福音影響人的思想，改變人的生命。
信息是聖靈工作，可以不脛而傳；但種子需要藉脛而播。
所以單出版不能達到目的，必須有人推廣。
司布真注重鼓勵信徒讀書。1866年，他召集了幾個青年人，開始組成售書會（The Colportage Society），並且建立文字基金，兜售良好的讀物，特別對疾病軟弱的人有幫助。
這是著重根本，很平常，卻是有遠見的工作。
1887年，司布真對英國浸禮會聯會的信仰立場不滿，覺得他們有摸棱退步，要求負責人發表宣言澄清。後來爭執得不到解決，導致他決定宣佈退出浸聯會。最使他痛心的，是自己培育的學生，有的也參加了反對的陣營。
司布真半生所負的十字架，一直包括疾病。其中之一是痛風（gout）纏身。
在倫敦灰暗的天氣，加上痛風發作，容易覺得環境和人生也灰暗了。
在這樣的心理消沉下，住進醫院裡，不是好的經驗。
有一次，這信心的偉人住進醫院，為了他將來的經濟問題而心情陰鬱。
一位朋友看見牧師如此，心中很難過，回到家裡，搬來他所有的財產契券，放在司布真面前說：
這是我一切所有的，全是神藉著你給我的，我可以全部給你。
司布真看了，心情忽然晴朗起來；
不是為了朋友慷慨和信任，而是想到為神使用工作的果效，知道自己的愚昧，病就好了。
當然，神的僕人不會貪圖誰的財物。
五十五歲以後的司布真，健康就有退步的跡象。
他到法國地中海邊的萌屯（Menton）休養，藉以恢復，就重新得力。
1891年，倫敦有流行感冒。司布真雖然衰弱，仍然勉力工作，繼續講道。
不過，他似乎預感自己在世的路程將盡，要求教會增聘講台的同工，結果
邀聘司陶特（William Stott）牧師就任。
五月十七日，司布真在聚會的時候，讀經未完，即感覺不支，退下休息。但他漸漸復元。
六月七日，他已能夠講道，經題是：大衛的典章平分擄物（撒母耳記上30章21-25節）
他勉勵會眾：主的愛何等豐盛。
事奉主是生命、喜樂、平安。啊，要立即參與！
神幫助你，投身在耶穌基督的旗幟下！這是查理司布真在世最後的講道。
那個禮拜五，情況轉壞。九月間，移地休養。十月，漸漸有起色。
司布真盼望能夠恢復工作。但病情又再惡化。
倫敦冬天的冷霧，不適合於病人。
於是，司布真由所愛的妻子和幾個朋友陪同，在十月二十六日啟程 再去法國南部的萌屯休養。不過，這次沒有復元的奇蹟出現。
1892年一月三十一日，查理司布真在地上的日子完畢，這“講道的王子”，進入了永世，
去見他所傳揚所事奉的那位萬王之王耶穌基督。
司布真講道的特點，也就是他的品格：誠實，坦白，正直敢言。
他希望在自己離世的時候，也可以像保羅一樣說：
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他的血不在我身上。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使徒行傳20章26-27節）
他有次告訴人，他之所以有那樣的成就，是由於
“我的母親，和我真理的信息。”
有一位美國的牧師，問他工作成功的秘密。
司布真告訴他說，是地下室的“鍋爐”，然後領那人去看。
在那裡，有六七百人為他們的牧者禱告，供應教會熱力。
那是使徒古老的方法：以祈禱傳道為事
（使徒行傳6章4節）。
講道王子也是禱告王子。
19世紀英國著名牧師。
「清教徒的承繼人」（Heir Of the Puritans）
1834年6月19日，司布真出生於英國艾賽克斯郡的凱維敦（Kelvedon Essex）。
他的祖先是荷蘭清教徒(Puritan)，1568年避難來到英國。
祖父是英國獨立教會(Nonconformist）的牧師，司布真7歲以前與祖父同住，並喜歡上了
本仁約翰（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據說，他一生讀了《天路歷程》一百遍。
年輕的鄉村牧師
1850年1月6日，一個大雪紛飛的主日早晨，不滿16歲的司布真皈依基督教。
第二天就開始逐家逐戶分發宣教單張，在兒童的教會聚會中作教員，並在晝夜讀聖經。
同年5月3日早晨受浸正式歸入基督。
16歲的時候，他受聘為鄉村的牧師，在離劍橋(Cambridge)五里的
水灘(Waterbeach)傳教約二年半之久。
司布真沒有上過大學，但他讀書極其勤奮，特別有講道能力，所以他從鄉下一到倫敦就吸引了不少聽眾。
轟動倫敦38年
1853年12月，19歲的司布真被請去倫敦的新公園街教會（New Park Street Baptist Chapel）講道。這是一間可容納1200人的禮拜堂，每次聚會卻只有200人。不到一年，禮拜堂已人滿為患。
1855年，教堂擴建，臨時租用艾克特堂（Exeter Hall，可容2500到3000人）。
照樣爆滿，聚會前一小時街上已經人山人海，交通阻塞。
據說到會的人十分之九是男人，因為女人受不了這種擁擠。
報紙評論說：自從衛斯理與懷特腓的日子以來，這種宗教上的狂熱是向所未聞的。
新會所落成後，又感覺不敷應用，必須另建大會所。於是再次擴建，再租用可容一萬至一萬二千人的舍里園音樂廳（Surrey Gardens Music Hall）三年。首次應用，即告滿座，另有萬餘人無法入內。三年中（1856－1859），每週主日有數萬人來聽司布真講道。
1859年，美國大復興擴展到英國，24歲的司布真使倫敦新公園街教會成為復興的中心。
他在倫敦講道38年，使教會增加15000人。在他講道時，常是人山人海，經常可以聽到馬夫喊道：「要去聽司布真講道嗎？請坐我的車子。」聽道者中，既有維多利亞女王、格蘭斯頓首相，也有妓女、小偷，同樣受歡迎。所以司布真被稱為「近代的以利亞」。
1861年三月間，都城會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落成，連續31年，主日早晚均有五千人在內聚集。1867年首都會幕修理之時，租用農業大廈（Agricultural Hall），到會人數竟達二萬人。
1892年1月31日離世，59歲。
司布真
十九歲的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
到了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坐在基勒博士（Dr. John Gill）的椅子上。
那鄉下的少年，以為連給偉大的基勒博士擦鞋都是光榮，現在竟然穿基勒的鞋！
當然，那時的查理司布真還不知道，他將來的成就
要遠超越基勒，全英國以至全世界都要感覺得到。
查理．司布真，英國十九世紀真理的聲音，於1834年六月十九日，生在開福頓（Kelvedon）。
他的父親約翰司布真（John Spurgeon），是公理會的牧師，有十七個孩子，查理是長子。
在他幼年的時候，父親搬家到考徹斯特 （Colchester），並照顧附近市鎮的一個教會。
查理大部分時間跟著祖父，同住在古老的司坦本鎮（Stambourne, Essex）。
他從小受福音派信仰的熏陶，內心深深感覺自己有罪，不能榮耀主的名。
約翰司布真忙碌於教會事工，時常在外，少有時間照顧孩子們。
但母親非常敬虔，經常教導孩子們聖經，逐一為他們提名禱告。
查理所受正式教育不多。
因為他是長子，父親收入有限，他覺得有責任幫助家庭，至少不該增加父親的負擔；
因為那時進牛津和劍橋大學，費用非常昂貴，而且必須是國立教會的信徒
，他父親屬於非國教的獨立教會，子弟根本就沒有讀大學的希望。
所以他在一所小的學校，作個助理教員。
不過，他自己勤於讀書，自修法文，拉丁文，後來也讀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並精於數學。後來，接受朋友的建議，他自己設私立學校，招收學生。
有個冬天，他在考徹斯特家中。照他的習慣，每個主日都要去教會聚會。
但那天風雪實在太大，中途不能繼續前行，就改去附近的原始循道派教會。
本來就小的教會，那天人數更少，大約只寥寥十幾個人。
牧師也可能因為天氣惡劣沒有來，由一個瘦瘦的人代替講道。
那人似乎只是一名普通信徒，他的經文：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以賽亞書45章22節)
那講道者的語音拙劣。他說：我的朋友們，這實在是一段簡單的經文。
你只要仰望，用不著費多少力量，不需要動手勞腳，只要仰望。
用不著大學教育，誰都能夠仰望。你可能是個大笨蛋，你也能仰望。
一個孩子也能仰望。…耶穌基督說：仰望我。
講道者似乎再無話可講。出人意外，忽然轉向司布真，指著他說：年輕人，我看出你非常痛苦；你如果不順從我的經文，你將一直痛苦，活著痛苦，死也痛苦。如果你現在順從，就必得救。
年輕人，仰望耶穌基督。你不需要作什麼，只要仰望而得生。
那講道實在粗淺，但帶著神救恩的大能。司布真後來寫著說：
我仰望，陰雲立時消散，看見了陽光。
我能夠站起來，同著最熱誠的會眾歌唱基督的寶血，只用單純的信心仰望祂。
當天晚上，司布真興奮的告訴他父親，那天的經歷，如何得到救恩。
父子談到深夜。查理為要明白真理，時常讀聖經。
他日漸清楚堅信，人類的希望，在於聖經所見證的神。
人類憑自己的努力不能自救，只在於神在基督裡為世人成就的救恩。
因此，他知道清潔的行為，是發自重生的新心。他立即向人見證悔改重生的好消息，說明在基督裡的滿足和喜樂。他也接受神的呼召，傳揚十字架的福音。
查理司布真的事奉，由教導主日學開始。
不久，一位年長的信徒，臨時安排那年輕人，在劍橋附近的一個鄉村小教會，作第一次講道。
那實在是個考驗。查理選定的講題經文：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彼得前書2章7節）
他那時還不滿十六歲。
參加聚會的人數不多，不過進行得很順利，司布真並沒有緊張，也未曾中途詞窮。
有位婦女感覺很希奇，在將要結束的時候，突然問道：你多大年紀？
司布真這位小佈道家嚴肅的回答：你必須等聚會結束後才能發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唱詩。
在劍橋一帶，查理成為頗受歡迎的講員。他願意不倦的工作，不倦的學習，不倦的從工作中學習。他走遍鄰近的鄉村，進到村舍裡，問是否可以借用他們的客廳，作聚會之用。多數是得到許可。
於是司布真就在那裡講道教導。如果遭受拒絕，他也不在乎在樹蔭下聚集會眾講道。
許多人聽到他的信息：不止是出於好奇而聽孩童佈道家，是生命得到真實的改變，重生得救了。
1852年，未滿十八歲的少年查理，正式受任為劍橋附近華特灘（Waterbeach）教會的牧師。
聽到他的人見證說：他的講道非常出色，像是有一百歲經歷的成熟基督徒。
他的會眾有時達到過四百五十人。他們熱愛那位年輕牧師。
他的名聲傳揚開來。這對初出茅廬的人，的確是一個試探。
就在那時候，他聽到了有個聲音警告說：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1853年十一月，他照常領華特灘的聚會。在打開詩歌本的時候，發現有一封從倫敦給他的來信。打開來看，是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的正式公函：邀請查理司布真，這鄉下孩子，到那著名的大教會去講道。司布真回信自我介紹說：他雖然已經有兩年牧會經驗，不過，他只有十九歲多；如果他們認為沒有不合，等十二月十一日，他才可以去，現在無法分身。回信來了，接受他於那天去。
司布真於前一天到達倫敦。那是個陰寒的日子。教會的執事為他安排住在青年宿舍。他一夜不得安眠。
1853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主日，司布真向人問路，孤單地穿巷過路，徒步走向那歷史性的教堂。
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是非國教教會中有數的幾個大教堂之一。
外觀巍峨宏大，進到裡面更覺得宏偉；偌大的建築物，只有幾十個人。
新公園街的盛況和光榮，已經過去了。
司布真那天的經文是：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雅各書1 章17節）
年輕的講員說：沒有祂，大地是一個黯淡的窟窿；有了祂，就是亮光和喜樂；在這走廊的盡頭，要進入更光明無比的蒙福境界。
聚會結束的時候，會眾感到驚奇：這少年與所有外來的講員不同；他的聲音有吸引力，清晰且帶著超凡的能力；他遠比實際年齡更成熟，難說他的智慧或外觀哪個是實際年齡；
而且他對聖經是那樣精練熟悉。
晚間的聚會，每個參加早聚會的人都回來了，並且帶別人來。
那次的經文是：他們是沒有瑕疵的，在神寶座前。(啟示錄7章9-17)
講員不管下次會不會再受邀，儘量的傳揚基督和祂被釘十字架，指責罪惡，警戒人、勉勵人。
教會的會眾，在散會後立即開會，決定請他明年一月來兩個主日。然後，要他答應半年的續約。
但司布真只應允去三個月，雙方可以不受約束，隨主引導，自由決定是否續約。
新公園街的環境改變了。在主日，街道上非常擁擠，車水馬龍。教會的會眾繼續增加，座為之滿。禱告聚會恢復了。許多人來自各階層，申請加入會籍。艦隊街的報社，派記者來，報導聚會的情形。教會決定立即永久聘請他。
但司布真要等到滿二十歲，才正式就任。教會可以等。好在那日子就將到了。從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和衛斯理（John Wesley）以後，倫敦和英國的教會，就沒見到這樣的活力。
新公園街的教堂實在太小了。教會的執事們，考慮擴建。為了應付需要，租愛克塞特大廳（Exeter Hall），作為臨時主日聚會的場所。那也不能容納各地湧來的會眾。唯一可用的場所是皇家音樂廳（The Music Hall in Royal Surrey Gardens），位於倫敦蘇瑞園，能夠坐一萬人以上。
新聞報導，查理司布真將於十月十七日在音樂廳講道。在前幾天，教會的俄尼（William Olney）執事，陪同司布真去察看那場地，他們都擔心實在過大。但到了那天，有一萬二千人坐滿會場，外面還有成千人不得其門而入，講員要從側門進入。
聚會開始，讀經，唱詩後接著禱告。就在那時，忽然有人大喊：失火！另一邊有人喊著：樓廊塌了！
一時秩序大亂，人潮爭相湧向門外，以至互相踐踏，結果七人喪生，二十八人受傷入醫院。
司布真盡力維持秩序，但聲音被混亂所淹沒。聚會不得不結束，有的人安靜離去。
教會儘量籌款幫助受傷的人，安慰死者家屬。
司布真受這事件刺激，神經瀕於崩潰，在一個朋友的家中，有好幾天是伏卧，瀕臨死亡，然後慢慢恢復。他決心回到蘇瑞園音樂廳。對於講道者這是嚴峻的考驗：一切都恢復如常，每個主日滿座，場地還嫌太小。
沒有人表示幸災樂禍；不幸，對這樣的效果，基督教中有些人士加以批評，把司布真講得一無足取。司布真的講章集出版後，印銷比其他所有的教職人員合起來還多，這就更火上加油。有人說他的神學立場錯誤；有的說他欠缺教育；有的挑剔他在非“聖堂”聚會，雖然他們不肯供應他所需要的場地。一般普通報刊反倒好得多，他們態度公正，說他真誠而有恩賜。一年後，浸禮會協會的機關報，仿佛忽然醒來，稱司布真見解獨到，並有神聖的能力，對教會前途有益。
司布真到了成人的年齡，但他還沒有按教會的規矩，正式按立。當然，司布真自己不會去尋求名銜；是教會向他提出這意見。他回答說：如果教會堅持，他可以接受按立，也不反對別人受按立；但那不是他個人的意願，也不認為有必要。他講了一篇道：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他以為有神的按立和聖靈印證，是最重要的，也是充分的。這樣，按立問題就止息了。但其他的教牧同工，和他的學生中，有“按立”的牧師。
1856年一月，查理．司布真與蘇散娜（Susannah Thompson）結婚。婚後夫婦同心，生活簡樸，他們每為自己用一鎊，最少有五鎊用在別人和聖工上面。司布真夫人一生健康欠佳；但她克服軟弱，節省的錢，購買成千冊的書籍，送給經濟條件不好的傳道人。她自己養牛，所產的牛奶，家人用不完，賣出的錢，用來在冬天施粥和麵包，給貧窮需要的人。
有個喜勒雅夫人（Mrs. Hillyard），自己並不是鉅富，但關心無依的孤兒，捐助錢財，供應他們的需要，成為司陶邑孤兒院（Stockwell Orphanage），收容成千的可憐的孩子們。
後來司布真的雙生兒子多馬和查理（Thomas & Charles）先後任過院長。
司布真有時也在倫敦以外講道。1857年夏，回到劍橋。那裡附近的人，在一個村中為他搭建綵門，有三千多人在戶外聚集，是那僻靜的地方從未有的盛事。
同年十月七日，各界在水晶宮（Crystal Palace）舉行大會，為了印度的暴動謙卑禱告。那聚會人數有二萬五千人。
司布真在會前一天，同一個朋友去試那建築的音響。他喊：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個工人聽到了，以後向人見證說，因那經文而得救了。
在那會中，司布真為殉難者遺下的孤兒寡婦募款。
在1856年六月，新公園街浸禮會有教會最歡迎的問題：聚會場地太小，愛斯客特廳也擁擠不堪，每天有許多人向隅，事工明顯受限制。司布真告訴教會，如果他們不設法解決，他就被迫另換事奉的地方。這是教會所不敢想像的事。
教會決定必須另覓適合的地址，建立新堂。地點要安靜，而交通方便。結果，找到了近郊的紐文屯（Newington），靠近馬車站。要建立可容五千人以上的教堂，當時的造價，估計要三萬一千英鎊。這在當時是個極鉅大的數目。
有人說：在那麼偏遠的地方，造這樣大的教堂，如何能夠坐得滿人？而且還要每主日坐得滿？
又有人說：那教會永遠不能籌得足夠的款項，簡直是自掘墳墓！
那個鄉下孩子，來到倫敦，還只兩年。他記得那聲音：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
不要圖謀！他是為了主的事工和榮耀。
開工後，司布真宣布，要付清每一分錢，才啟用新堂。有朋友來看他，約他出去坐車兜一會兒。那人問司布真，建造的費用還缺多少。回答：還差兩萬英鎊。那朋友說：
我要免你焦急，這裡有兩萬英鎊的支票，可以拿去存在銀行裡，有需要隨時隨意多少都可以用。
然而到了建造完成的時候，司布真只接受了他五十英鎊的奉獻。
大都會會幕（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於l861年三月竣工。可以坐五千五百人，加座位容納六千人也不擁擠。在奉獻啟用前一個禮拜，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二千人的禱告會。
新堂啟用的那天，會眾聚集到滿溢，超過最大容量一千人以上。會眾從倫敦，從各地方湧來，要領受神藉祂僕人傳出的話，如同渴慕甘霖。從開始，一直到司布真離世的日子。
1860年，教會勸請司布真作短暫的休假。他去到瑞士。
不論到哪裡，都有人請司布真講道。司布真不能不講道。他最歡喜的，是到日內瓦。
他受邀在加爾文（John Calvin）的講壇講道；
他本來不喜穿宗教外衣，也歡然破例穿上加爾文的禮服。
宗教改革史學家奧賓（Derle d'Aubigne），請他住在家裡，那是加爾文曾住過的屋子。
這位年輕的加爾文主義者，正在加爾文寫基督教要義（Christiane Religionis Institutio）的年齡，
雖然不是迷信，卻感覺甚為榮幸。司布真充分接受加爾文的信仰，包括相信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神在信徒身上和社會每一部分的主權。
當大都會會幕堂還未建成的時候，週間的聚會仍然在新公園街。有從南卡洛來納州逃出的黑奴 John Andrew Jackson，在聚會中述說如何受虐待和脫逃的經過。司布真說：奴役制度是國家最醜惡的玷污，必須用血來洗除。…他們說，那是特殊的制度，正像魔鬼是特殊的天使，地獄是特殊火熱的地方。就我來說，我認為那是悲慘的可厭的罪惡，絕不跟任何涉及這罪的人相交。
那時，美國的南北內戰還未開始，司布真就預言美國奴役制度的罪惡：必須用血來洗除，
仿佛反奴役的先知殉道者布朗（John Brown,1800-1859）的聲音。
也許，那是美國反奴役者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迴響。
林肯總統也說過類似的話，是在幾年以後。
司布真又說：我從心靈的最深處恨惡奴役，不論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容納任何宗派的人，在主的桌子同領聖餐，但絕不與蓄奴的人有任何來往。不過，堅守立場總是要付代價的。美國南方的教會，激烈反對司布真，不再銷售他的書，甚至有人焚燒他的著作。
同加爾文一樣，他注重教育。司布真所帶領悔改信主的人中，有些人熱心傳道，只是缺乏知識；其中有從事一般行業的人，明顯有恩賜，也蒙呼召，來向他個別學習，經過短時期，居然頗有進步，引成千的人受浸皈主。不過，如果要這些人去進大學，就難以通過入學資格考試。
經過同兩位牧師商議禱告，1865年，“牧職學院”產生了。
學院建造在都會會幕堂後面的地上。起初，學生不多，經費的主要支持者只有兩人，加上司布真夫婦。不久以後，全英國浸禮會九所學院總共二百六十四名學生，牧職學院約佔三分之一。學院校友的事奉，大有效果。在十年後，他們共給20,677人施浸；他們的教會增加了30,677人。學院畢業的學生，成為許多個司布真，對以後的世代影響深遠。
司布真自己同學生們保持密切聯系，同他們個別談話，一同禱告，有時約在家中用餐。
司布真也是著述豐富的作家。從早年開始，他每週講道，整理出版，成為講道集，前後達六十二年之久；最後的講章是於1917年五月十日出版（第3563號），在司布真離世二十五年之後，真是“雖然死了，因信仍然說話”。他還有許多別的著作，流行在英語世界，並經譯成多種外國文字。
文字聖工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賞，而在於傳播；
傳播的功能，是福音影響人的思想，改變人的生命。
信息是聖靈工作，可以不脛而傳；但種子需要藉脛而播。
所以單出版不能達到目的，必須有人推廣。
司布真注重鼓勵信徒讀書。1866年，他召集了幾個青年人，開始組成售書會（The Colportage Society），並且建立文字基金，兜售良好的讀物，特別對疾病軟弱的人有幫助。
這是著重根本，很平常，卻是有遠見的工作。
1887年，司布真對英國浸禮會聯會的信仰立場不滿，覺得他們有摸棱退步，要求負責人發表宣言澄清。後來爭執得不到解決，導致他決定宣佈退出浸聯會。最使他痛心的，是自己培育的學生，有的也參加了反對的陣營。
司布真半生所負的十字架，一直包括疾病。其中之一是痛風（gout）纏身。
在倫敦灰暗的天氣，加上痛風發作，容易覺得環境和人生也灰暗了。
在這樣的心理消沉下，住進醫院裡，不是好的經驗。
有一次，這信心的偉人住進醫院，為了他將來的經濟問題而心情陰鬱。
一位朋友看見牧師如此，心中很難過，回到家裡，搬來他所有的財產契券，放在司布真面前說：
這是我一切所有的，全是神藉著你給我的，我可以全部給你。
司布真看了，心情忽然晴朗起來；
不是為了朋友慷慨和信任，而是想到為神使用工作的果效，知道自己的愚昧，病就好了。
當然，神的僕人不會貪圖誰的財物。
五十五歲以後的司布真，健康就有退步的跡象。
他到法國地中海邊的萌屯（Menton）休養，藉以恢復，就重新得力。
1891年，倫敦有流行感冒。司布真雖然衰弱，仍然勉力工作，繼續講道。
不過，他似乎預感自己在世的路程將盡，要求教會增聘講台的同工，結果
邀聘司陶特（William Stott）牧師就任。
五月十七日，司布真在聚會的時候，讀經未完，即感覺不支，退下休息。但他漸漸復元。
六月七日，他已能夠講道，經題是：大衛的典章平分擄物（撒母耳記上30章21-25節）
他勉勵會眾：主的愛何等豐盛。
事奉主是生命、喜樂、平安。啊，要立即參與！
神幫助你，投身在耶穌基督的旗幟下！這是查理司布真在世最後的講道。
那個禮拜五，情況轉壞。九月間，移地休養。十月，漸漸有起色。
司布真盼望能夠恢復工作。但病情又再惡化。
倫敦冬天的冷霧，不適合於病人。
於是，司布真由所愛的妻子和幾個朋友陪同，在十月二十六日啟程 再去法國南部的萌屯休養。不過，這次沒有復元的奇蹟出現。
1892年一月三十一日，查理司布真在地上的日子完畢，這“講道的王子”，進入了永世，
去見他所傳揚所事奉的那位萬王之王耶穌基督。
司布真講道的特點，也就是他的品格：誠實，坦白，正直敢言。
他希望在自己離世的時候，也可以像保羅一樣說：
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他的血不在我身上。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使徒行傳20章26-27節）
他有次告訴人，他之所以有那樣的成就，是由於
“我的母親，和我真理的信息。”
有一位美國的牧師，問他工作成功的秘密。
司布真告訴他說，是地下室的“鍋爐”，然後領那人去看。
在那裡，有六七百人為他們的牧者禱告，供應教會熱力。
那是使徒古老的方法：以祈禱傳道為事
（使徒行傳6章4節）。
講道王子也是禱告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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