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Love the City

（2004.9.9 陶吉吉在台北）

2004年去北京前，在台北訪問陶喆。當時以為要去北京做一個音樂雜誌，想用陶喆來當首期的音樂人物。
後來雜誌沒做成，這篇文章就一直壓著。
那時候陶喆還沒發「太平盛世」這張唱片。
他非常健談，氣質很好，有點孩子氣，眼光裡面閃爍著一種對信仰（包括宗教與音樂）執著的氣息。
滿愉快的一次談話。

2004.10.5

【專訪：陶喆】-- 要做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音樂
2004/9/9 PM3:00-5:00 台北東區La Vie咖啡廳

在非宣傳期訪問到陶喆，是個美麗的意外。當時他還在洛杉磯閉關孵新專輯，中間回台灣參加一個頒獎典禮，我抓緊時間、邀之以「暢談深層的音樂態度」這樣的訪問題目，和他約在東區巷子裡一家咖啡廳。那天台北下著大雨，雨聲嘩啦啦地像那首〈找自己〉滂沱淋漓的間奏；神采奕奕的陶喆和一位宣傳人員撐著傘冒雨前來，當他推開咖啡館的門，就帶進一份寧靜的氣息。

訪問的氣氛十分融洽。才開始聊沒幾句，我先前徹夜準備的二十多個問題就全被打亂了章法，因為陶喆太健談，即使只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他能給的答案就遠超過我的預期。這位才華洋溢的音樂創作人，思路清晰靈活，說起話來幽默風趣，而且還是個冷面笑匠。他描述事情時很喜歡打比方，想像力很好；偶爾說到忘情處，他會比手劃腳照演一番，有如熱情滿溢的孩子，迫不及待與人分享他的喜怒哀樂。

「歸零」哲學

陶喆做音樂的「慢工」是出了名的。第一張唱片在台灣為R&B音樂敲響了平地一聲雷，歌迷開始引頸期盼他的下一步，然而等他的第二張就等了兩年之久，到第三張又等三年，三張專輯他做了五年多，完全不符合現今華語流行音樂暢銷歌手出片的節奏，問他難道都沒有壓力嗎？陶喆誠實地說當然有，但他對於創作歌手面對市場的態度，自有一套「歸零」的哲學。

一般創作歌手在做完一張唱片之後（一般可能花一年時間），有一個「發表」的過程，就是「宣傳期」，此時會有各種活動，如上電視電台通告、簽唱會、訪問，甚至可能還要拍廣告等等，大概需要三個月。這三個月裡，每天都會經歷很多奇怪的事情，陶喆認為這是一個input（注入）的過程，藝人本身也在學習，會有很多情緒感受、怒氣、壓抑，人是滿的，但是在當時很難做吸收，所以之後他需要一段時間去消化整理，也就是「歸零」。

「宣傳期當下，其實我沒時間思考，但又要反應很快，所以整個人的心緒比較亂。就像辦演唱會，當我一個人站在舞台上，下面有四萬人，在那個moment（片刻），你說我有什麼感動嗎？能體會到什麼人生道理嗎？沒有。我只覺得我要去為這些人do something（做點事）。這就像談戀愛一樣，往往要在很多年之後才知道，裡面有許多值得珍惜的感受、回憶。」陶喆說他總要在結束之後，定下心來想一想，才知道自己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然後我把這些東西放在我的life裡面，再從我的life中去做一張專輯。」

那要如何做到「歸零」呢？陶喆說，「我會需要一些時間跟自己相處，什麼都不做。在腦子空白的時候，可能會帶來很多恐懼害怕，但這樣也才能夠去整理、釋放宣傳期時儲存下來的一些感覺。」現代人太忙碌了，反而不能夠珍惜「什麼都不做」的狀態，其實那是讓人重新整理自己的好方法。

Vision + Talent + Technic = Creative

提到做音樂的先天和後天條件，陶喆自有一套看法。他認為完成一個創造性（creative）的作品，應該要具備三個元素：vision（遠見）、talents（天分）、technics（技術）。vision提供方向，讓人知道要怎麼走，走去哪裡；talents是自己原來擁有的東西，上天賦予的；technics則是整個技術面，不只是音樂技術，也包括行政、架構等等。

以vision為例，陶喆在做每張專輯時，必須知道他要「講什麼」。如果不曉得專輯的中心概念，只寫了很多好聽的歌，那就像有許多好看的扣子，卻不知道往哪擺，因為沒有一件衣服可以去縫扣子，衣服就等於是專輯的中心概念。而在分析自己的創作時，陶喆說：「我就是vision少了一些。因為我是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人，我個性中最好跟最糟的，都是危機意識太重，做事情我會非常小心，也因此而成為自己最大的絆腳石。」近年來這個問題有點改善，陶喆慢慢知道如何去跟人合作，放手讓別人去做，達成最好的成果。

對於自己的talents，有時候陶喆也會很懷疑：他為到底什麼要做音樂呢？vision和technics都可以自己得到，唯獨talents是不能自己控制的，那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力量。直到最近，陶喆對自己做音樂的輪廓才越來越清楚，他慢慢覺得既然天分就是上帝給的，有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堅持去發揮它。「黑色柳丁」那張專輯有首〈Dear God〉，是陶喆在某次靈光乍現時，一氣呵成就寫完的歌，他認為那是上帝給他的禮物。而在目前進行中的專輯裡，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而且更猛。

「之前回美國掙扎了兩個月做音樂，都沒什麼進展，直到我要回台北的前一星期，一天晚上從八點到十一點，三個鐘頭內寫了六首歌。奇怪的是我其實沒有去『寫』，它就是自己跑了出來，當時不管彈了什麼和聲都覺得是對的。這些東西我都不太了解，我一直在想那是什麼東西呢？在我一生沒發生過這種事。這就好像一個大亨突然給他的公子許多錢，公子不知道錢從哪裡來，但他可以去買東西。」陶喆一臉誠懇地說，對他而言那就是gift，是上帝送的禮物。

創作從「心」開始

當討論到什麼是「好音樂」時，陶喆相信好的藝術作品，往往都很簡單。創作就是把要講的話，透過媒介（畫、影像、音樂、文字等）說出來，創作的第一個重點是要有「心」，而不是技術，所以誰都可以當創作人，只要他有勇氣去把內心話說出來。

關於所謂好音樂，陶喆說：「我覺得很多人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雞、皮、疙、瘩』。你只要聽到屌的音樂，雞皮疙瘩自然就會冒出來嘛！這跟你的肉體、腦子都無關，因為你根本無法控制。像我看《鐵達尼號》，雞皮疙瘩也有起來，因為有感動在裡面。我聽到Jimi Hendrix，當下就被說服、感動了。而且那個片刻通常是很短的，可能只有三十秒，但人的一生可能就是在追求那三十秒鐘的完美，音樂更是如此。」

所以真正的好音樂，也不用經過分析的，它是讓你一聽到，就會有感覺。就像聽陶喆唱歌，不該是只注意他聲音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他的誠懇和聽眾能不能產生共鳴。「我的歌迷會說，我的歌給他們力量。我就會覺得，原來音樂可以被轉換成力量。那我當然要繼續做音樂。」

比起歐美音樂，華語音樂比較沒有「感覺」，陶喆認為，那是因為一個音樂產品中間總是經過太多人的碰觸，而這些人都只是在做一個「工」，整個音樂生產被工廠化了。寫曲的寫曲，而寫詞的就只是在填字，這樣的音樂也許可以賣得好，但不一定會感動人。陶喆說他前一陣子自己有個理論：「有些爛專輯可以賣得很好，但很少聽說好的專輯賣得爛的。」爛專輯賣得好不稀奇，因為它賣的不是音樂，而是行銷的手法；好專輯卻一定會有人買。

「所以最後，我們就還是要回到，『做好專輯』這件事上面。」陶喆這樣下了結論。

和樂器的情感

樂器之於音樂人的關係，就像筆之於作家、槍之於士兵，如同第二生命。陶喆專輯裡需要的樂器他都儘量自己彈，他自承其實沒有一個樂器是他精通的，但他彈樂器的技術是「爛到有感覺」：技術雖然不是很好，可是一彈出來感覺就會對。他說：「常常我想到的一些靈感，都是一般樂師想不到的，因為他們太好了、太精準了。彈音樂的語言就像是有些人拿三個碩士學位，很博學，說出來的話很有學問，但他可能比不上一個黑道老大說話時的一針見血。」做音樂是這樣，就算用爛吉他、拍子也不準，但只要那東西是真實的，一樣可以感動人。

問陶喆平常練樂器嗎？他說練樂器就有點像是健身一樣，一陣一陣的，有時候想到就猛來，有時候沒心情就停下來了。但這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卻常帶給他很多快樂，因為當他拿起吉他的時候，就好像又回到最初最音樂時的感覺。

「我最喜歡在兩個地方彈琴，一個是在廁所蹲著，前一分鐘上廁所，後面就在享受彈吉他，彈到我媽都會在外面叫『得痔瘡囉』！另一個是我最喜歡睡覺之前躺在床上彈吉他，整個人都是平的，那個姿勢很舒服。」現在練琴，陶喆又可以回到最初的心情，也不是在寫歌，也沒有一定要把琴練得很好，就是真的在彈一些東西。「那是很棒的一個歸零的方式。你，面對你的樂器，你跟你自己在對話。」

一個不同以往的全新陶喆

年底陶喆的新專輯發行在即，他曾提到，之前的三張專輯是他個人的一個「三部曲」，第四張將會是一個新的開始。問他為什麼這樣區分，他說，覺得七、八年應該已經可以算是一個週期，經過這些年這些事，現在的他，對於愛情、家庭、人生的看法都轉變了，跟以前不再一樣，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從這張新專輯開始，我有很多看法會不同。我覺得不一定要突破，為了突破而突破是不對的，那是自然而然有改變，就改變了。」問他對音樂最大的理想是音樂革命嗎？陶喆說講革命太有攻擊性，現在他只想做一些有貢獻的音樂，能不能造成革命不知道，但盡力就是。


訪問在預定時間準點結束。陶喆站起身來，帶著親切的微笑與我握手告別。我說期待他的新專輯，他以一種神秘的表情說：「十一月吧。」外頭的雨下得更大了，看著他離去的身影，我已經開始揣想下一次不知道他將帶回一個什麼樣的音樂。華語流行樂壇還是有值得期待的作品，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2004/10/5 Beijing